美国为了扶持国民党行将全面崩溃的统治，变换了对华政策，一是组织国民党残余军事力量及所谓地方势力在长江以南及边远省份继续抵抗人民解放军，企图通过划江而治保存南京政府以便卷土重来。二是在革命阵营内部培植反对派，极力使革命就此止步；如果再要前进，则应带上温和的色彩，务必不要太多地侵犯美国及国民党政府的利益。为此，美国一方面策动国民党政府“换马”，逼迫蒋介石让位给“李宗仁或国民党内其他较有前途的政治领袖，以便组成一个没有共产党参加的共和政府”；另一方面策动中国的“自由主义分子”组成“新第三方面”势力出面，希望他们“将能在政府和国内对改革发展力量，足以使人有共产党席卷之势的扩张还有被遏制和扭转的希望。”

内外交困的情势下，1949年1月1日，蒋介石公开发表新年文告，表示“只要共党有和平的诚意，能做确切的表示，政府必开诚相见，愿与商讨停止战事，恢复和平的具体办法”。其“个人进退出处，决不萦怀，而一唯国民的公意是从”。但是，蒋介石在提出和平谈判建议的同时，公开提出了五个前提条件，即所谓：

（一）无害于国家的独立完整；（二）有助于人民的休养生息；（三）宪法不由我违反，宪政不因此而受破坏，中华民国的国体能够确保，法统不致中断；（四）军队有确实的保障；（五）人民能够维持自由生活方式与目前最低生活标准。蒋宣称：如此等条件不能达到，国民党“自不能不与共党周旋到底”。

显然，这是貌似公允、实属是国民党政府不可能实现的条件，这不是和平的条件，而是继续战争的条件。这时，对于这场主要由桂系势力掀起的新的“和平”运动，一部分中等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寄予希望。他们害怕革命进一步发展会损害自身的阶级利益，希望革命就此止步，或者带上温和的色彩。有的人还极力劝说共产党把人民革命战争“立即停下来”，反对“除恶务尽”。已经破产的“中间路线”主张，又被某些地方实力派和一些右翼分子重新提了出来。他们企图在和谈中造成同国民党、共产党三分天下的局面，或者建立区域性的地方政府以裂土自保。

形势的发展，在中国人民面前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是将革命进行到底，还是让革命半途而废，使反动势力得到喘息，卷土重来？

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在这个问题上留下的惨痛教训实在太多了。在人民革命事业已经胜利在望的历史时刻，这个问题自然有着格外重要的意义。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在1948年12月30日为新华社所写的新年献词中发出“将革命进行到底”的伟大号召，明确指出：必须“用革命的方法，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不动摇地坚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主义，打倒官僚资本主义，在全国范围内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并由此向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而决不允许革命半途而废，让反动派养好创伤，卷土重来，使全国重新回到黑暗世界。毛泽东号召全国人民、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真诚合作，采取一致步骤，粉碎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政治阴谋，将革命进行到底。针对少数人在这个重大问题上的模糊和动摇，毛泽东强调指出：“这里是要一致，要合作，而不是建立什么‘反对派’，也不是走什么‘中间路线’。”随后毛泽东又发表了《评战犯求和》《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关于时局的声明》《中共发言人评南京行政院的决议》《四分五裂的反动派为什么还要空喊“全面和平”》《国民党反动派由“呼吁和平”变为呼吁战争》等一系列批判文章。

毛泽东的声明得到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和各阶层群众的热烈拥护。各民主党派与中国共产党坚定地站在一起，他们纷纷发表声明，拥护中共主张，痛斥和回击美蒋反动派的“和平”阴谋。

1949年1月7日，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李家庄的符定一、周建人、韩兆鄂、翦伯赞、刘清扬、楚图南、田汉、胡愈之等人，联名致电在哈尔滨的李济深、沈钧儒等，针对蒋介石的《元旦文告》严正指出：“养痈遗患、芟恶务尽，时至今日，革命必须贯彻到底，断不能重蹈辛亥革命与北伐战争之覆辙”，“薰莸不同器，汉贼不两立。人民民主专政绝不容纳反动分子，务使人民阵线内部既无反对派立足之余地，亦无中间路线之可言”，“经纬万端，实有赖于群策群力，有赖于中国共产党的继续领导与团结所有忠于人民革命事业之党派团体及民主人士一致行动，通过合作，方可完成人民革命之大业。”并提议：“倘荷赞许，尚祈诸公率先发起，联衔向国外发表严正声明。”同日，在哈尔滨的李济深、沈钧儒复电云：“顷奉来电，对完成人民民主革命提出宝贵意见三点，高瞻远瞩，谋国情深，业经详细讨论，一致决议发表告国人文件，严正表示吾人对革命进行到底之态度。”

1949年1月22日，在东北和华北解放区的民主党派领导人、无党派民主人士李济深、沈钧儒、马叙伦、郭沫若、谭平山、彭泽民等55人联名发表《对时局意见》，表示坚决支持毛泽东提出的“真正的人民民主和平的八项条件”，指出国民党反动集团“的确是快要土崩瓦解了”，“乃改变花样”，他们的反动目的，“一面，企图在革命阵营内酝酿反对派组织，希望阻止或缓和革命的步骤；一面，则唆使南京反动集团发动和平攻势，争取时间，让反革命残余势力在大江以南或边远省份作最后挣扎。”因此，“革命必须贯彻到底，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绝无妥协和调和之可能”，“我们对于蒋美所策动的虚伪的和平攻势必须加以毫不容情的摧毁”，“在我们人民民主阵线内，更必须提高我们的警惕，整肃我们的阵容，齐一我们的步伐”，“务使人民民主阵线之内，绝无反对派立足之余地，亦决不容许有所谓中间路线之存在。”他们针对那些动摇者指出，“在少数人的气质中也尽有这样的弱点存在，以协调为上德，以姑息为宽仁，在苟且偷安的本质上披拂着悲天悯人的外表，这就是敌人施行和平攻势的最后心理根据，也就是敌人最大的奥援。我们为摧毁残敌，这最后的奥援也是应该连根铲去的。”同时，他们又明确表示：“愿在中共领导之下，献其绵薄，共策进行，以期中国人民民主革命之迅速成功，独立、自由、和平、幸福的新中国之早日实现。”

1949年1月27日，民革在东北解放区沈阳单独发表《对时局声明》，指出：“革命必须进行到底，不可姑息养奸，致重蹈辛亥革命失败之覆辙”；“没有完全独立与彻底民主而又包容有反革命残余势力的和平，是伪装的和平，反民主的和平，不彻底的和平！”所以，“三反（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目标的贯彻，又是完全独立与彻底民主实现的前提”；“革命的三民主义，必定是与新民主主义同其内容，而三反斗争的进行，又必须在中国的无产阶级政党——中共领导之下，才有不再中途夭折的保证”；国民党反动集团“要求与中共进行和谈，装出十足欺骗人民的姿态，都是在美帝指使之下的反革命阴谋的公开表演”；坚决拥护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先生“提出的实现真正民主和平的八项条件”。

1月10日，民盟发表《申斥蒋介石的“和平”阴谋》，指出，蒋介石的“一连串的和平攻势，即所谓‘以和养战’的政策”的反动目的是“企图利用这个和平攻势来和缓人民武装的进攻，和缓蒋区人民的怨愤，借以争取喘息的时间，重新组织反动的武装力量，以延长战争的祸害”。国民党是人民公敌，迫害民主同盟的祸首，“因此我们和他们中间绝无‘和平’谈判的可能。他们今天唯一的出路，就是只有及早放下武器，迅速无条件投降”。申明“我们需要和平，但我们所需要的是永久真正的和平，而不是和反动派妥协的和平，事实上是延长战祸的和平”。1月20日、21日，民盟又连续发表《响应毛泽东主席八项和谈主张》和《对和平的态度》，坚决支持中共主张，揭露蒋介石的和平阴谋。指出，我们一向主张“彻底的和平，民主的和平，具体地说，也就是以今天毛先生的八项条件为基础的和平。”

1月22日，55位民主人士联名发表《对时局意见》，其中就有民建领导人章乃器、孙起孟。他们一致拥护毛泽东提出的和平八项条件，揭露国民党蒋介石政府的“和平”阴谋。

1月22日，民进发表宣言，着重指出了美蒋和平攻势的毒计，“是想把伪民主革命分子混入我们阵营里做捣乱和破坏的工作”。因此，民主势力必须在反对三大敌人的目标下，“彻底一致合作到最后的成功，决不使我们阵营里有一个反动分子可以立脚，给提出一个中间路线或是想象中间路线的口号和主张。”2月1日，马叙伦、王绍鏊、许广平在解放区致电上海、北平、香港诸会员，通报了解放区的情况，传达了民进对于“和平”的态度，指示各地会员拥护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号召，并指出：“吾人须知，在今日革命目标之下，言‘进行调解’者即为反民主之行动；走‘中间路线’者，便是真和平之罪人。盖反革命即反民主。革命与反革命，民主与反民主之间，鸿沟划界，绝无调和之可能。”

1月25日，农工党中央发言人发表谈话，指出：“毛泽东先生1月14日的《时局声明》严正地揭破了蒋介石等虚伪的反动的和平建议”，“代表了全国人民全国各民主党派一致的要求，唯有这八项条件才能符合人民的利益”。“毛先生的号召，也即是今天各民主党派和全国人民共同的任务。”

1月28日，致公党发表《拥护毛泽东时局声明》宣言，指出“现时蒋介石战犯集团，土崩瓦解，明知大势已去，假倡和平，冀收拾余孽，为卷土重来之计。此种愚妄阴谋，不攻自破。唯中国历次革命，对于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三大任务，未能彻底执行，致国家乃沦于半殖民地地位。兹幸中共领导人民革命，已近全面胜利，甚望彻底肃清反动残余势力，使中国得到真正民主的和平。”

九三学社许德珩1月26日发表对全面和平的意见，指出：“基于帝国主义封建制度以及豪门资本的种种势力，造成多年来全国人民遭受压迫的反动统治，这些势力一日不彻底清除，真正的和平就一日不能实现，民主进步的中国也无以建立。”

台盟于1月17日发表声明指出：“我们完全同意并坚决支持毛泽东先生提出的八项和平条件；同时我们认为这些条件的任何一项都不得缺少，也不许作任何的妥协或让步。反动派正在装模作样地号叫和平，这完全是欺骗的苦肉计。”

各民主党派对毛泽东声明的一致热烈响应和拥护，昭示了各民主党派一致承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为彻底揭穿美帝和国民党政府“和平阴谋”，推动革命形势向前发展，起到了极大的作用，也为共同筹备新政协、筹建新中国打下了重要的政治基础。

（选自《让历史告诉未来》，主编：朱维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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