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公党党史】第三章 中国致公党为巩固新政权而奋斗 (1949—1952)  

　　第一节　中国致公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的背景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华民族获得独立和解放，是中国历史新纪元的开端。但是，在国际上，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对新中国采取敌视态度，在政治上不承认我国，在经济上实行封锁禁运，阻止我国对外贸易，拼凑反华包围圈。在国内，蒋介石盘踞华南、西南各省负隅顽抗，新区的土改尚未进行，农民与地主阶级的矛盾仍然十分尖锐，残留大陆的土匪、特务及反革命势力，严重危害国家和人民的安全。因此，摆在全国人民面前的首要任务，是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为了消灭国民党残余部队，解放全部国土，实现祖国统一，人民解放军遵照《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向华南、西南地区挺进。

     1949年10月，致公党香港总部派伍觉天、冯君锐等随中共华南分局统战部回内地迎接解放军解放广州。1949年10月14日，中国南方的最大城市广州解放。由于解放军入城后只留下少数军队和一批政工人员，主力部队则紧追国民党军队向粤西进逼。在国民党军逃离广州、解放军尚未进入广州市中心，其间有一小段“真空”时间。致公党利用与洪门的关系，做好会党的工作，使他们信守在“真空”时间里不骚扰作乱的诺言，保证了全广州解放的平静与安宁。为了维护解放初期广州社会的稳定，伍觉天和广州市的致公党员一起，做会党头目的工作，使他们离开了广州市，同时还协助公安部门沟通与香港会党的关系，了解国民党通过香港进行的特务活动，有效地制止了国民党特务的破坏；协助广州公安局处理国民党统治时期郊区乡镇“自卫队”，收缴私人枪械和开展“禁赌”工作。

1949年底，致公党总部从香港迁移广州，整理党务，并积极筹备致公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陈其尤从北京返抵广州，召开在穗干部会议，并作了出席全国政协会议的报告。他说：“大会通过了政治协商会议的组织法、共同纲领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这三大文献便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立国大宪章。尤其是共同纲领，实为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的建国大方针，全国人民都要共同遵守，为它的实现而作最大的努力。”在谈到致公党今后任务时，他说：“本党是代表华侨的政党，同志遍及南洋群岛和美洲。华侨有着雄厚资本、企业的组织力、各种专门的技术和熟练的工人。这些只要我们加以发动和鼓励，他们便会欣然投向祖国，而努力工业的发展了。这是本党今日和今后的重大任务。要完成这个重大的使命，首先要整理党务，使本党的组织健全起来，然后才能担当大任”。整理党务的方针是：“第一，本党要接受中共及毛主席的领导，因为中国人民民主的革命，是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中共所领导的，而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团结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这是正确的方向”；“第二，我们应以共同纲领为本党的纲领，这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中国给予我们的任务”；“第三，加强干部及一般党员的思想教育，要加强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学习”；“第四，整理的标准，是重质不重量。对旧党员，要重新登记、严密考核并加以改造。至于吸收新党员，只有在工作的需要范围内去进行”。这个报告为致公党总部进行党务整理及筹备第四次代表大会，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明确了指导思想。

1950年5月，致公党华南总支部在广州成立，下属有广州、紫金、阳江、广西和香港等地的组织。同时设立了中国致公党驻北京办事处。

第二节 中国致公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

　　1950年4月15日至25日，在广州召开了致公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回顾和总结了“三大”以来的工作，通过了政治报告和《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大会一致决议“以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所制订的共同纲领为本党的政治纲领”。大会确定本党今后的任务是“加强和中共及民主党派的团结合作”，“巩固人民民主的专政，加紧恢复和发展生产，完成新民主主义的伟大建设”，并指出“本党应特别关切华侨，帮助华侨，团结和教育华侨，并号召华侨踊跃投资国内的生产建设，发挥华侨革命传统的爱国精神。”

大会修改并通过新党章，将中央委员会主席制改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制。新党章规定：凡“信仰新民主主义，拥护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愿意遵守本党章程”，完成入党手续者均可成为本党党员。新党章还对党员的权利、义务和组织机构等作了新的规定。

大会选举产生了第四届中央委员会，由42位中央委员组成，选举陈其尤、陈演生、官文森、雷荣珂、司徒俊葱、郑天保、陈炳瀚、罗伟夫、伍觉天、李维纲、廖保生、钟杰臣、左大炘 、李星川、甘善斋为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按新党章规定，由陈其尤、陈演生、官文森、雷荣珂和司徒俊葱组成中央主席团，陈其尤为主席团召集人，郑天保为秘书长。

由于致公党是从旧民主主义革命跨入新民主主义革命行列的政党，组织上较为松散，一些人怀有旧的民主思想，因此，“四大”时，在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个问题上产生过分歧，如代表致公党参加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六位同志中，有两位长期与中国共产党有密切关系的同志则被挤出第四届中央常务委员会，这是不正常的现象。

在致公党四届二中全会时，对如何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个问题，发生过剧烈的争论，有些人把致公党独立自主开展活动与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对立起来，这显然违背共同纲领的精神，也有悖于致公党的优良传统。绝大多数同志认为，从1943年在重庆酝酿恢复致公党组织活动，到1946年在香港恢复总部的活动，致公党都得到了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和中共南方局的大力帮助。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就不可能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行列中出现致公党。新中国成立后，致公党“四大”通过的新党章中规定，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共同纲领》为致公党的政纲。这一重大转变，对致公党全党来说需要有一个认识过程，需要经过艰苦细致的思想工作，才能做到团结全党同志提高认识，并完成“四大”所确定的各项任务。

第三节 中国致公党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活动

一、号召华侨支持祖国生产建设

　　全国人民和海外华侨以无比兴奋的心情，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然而连年内战和国民党的破坏，使国民经济濒临崩溃。因此，迅速恢复国民经济，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的根本好转，成了新政权的首要任务。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致公党和全国人民一道，投入到恢复国民经济和巩固新生政权的斗争。

解放后，中央人民政府为恢复国民经济发行了胜利折实公债。1950年1月11日，致公党中央在《南方日报》刊文《本党号召侨胞发扬爱国光荣传统认购胜利折实公债》，文章指出“我们的侨胞，对于爱护祖国，支援祖国，有过光荣的革命传统。深盼对于人民祖国首次发行的胜利折实公债，一本以往的爱国热情，光荣地踊跃地认购，使祖国得以顺利地恢复战争的创伤，并进而逐步进行新民主主义的伟大建设”。2月6日，陈其尤在广州电台作劝购公债的广播演说，他说“人民政府发行公债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号召海内外同胞“同心一德，热诚地坚强地支持人民政府”。广大致公党党员不仅自己积极响应政府号召，而且还动员香港同胞踊跃认购胜利折实公债，支持国家建设。

1951年4月，致公党四届二中全会发表《告海外华侨书》，介绍了祖国人民在各条战线上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并号召华侨回来参加生产建设。在祖国的感召下，一批批华侨青年学生回国升学，熟练技术工人回国参加生产建设，一些海外致公党党员也回国参加工作。致公党中央和华南总支部积极配合当地政府热情做好接待和安置工作。

二、坚决拥护土地改革

　　没收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内容。根据中共七届三中全会精神，决定在新解放区普遍开展土地改革。1950年6月14日，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的中心议题是改革封建土地制度问题，原则上通过了中共中央建议的土地改革法草案。中央人民政府第八次会议正式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并于6月30日颁布施行。

10月14日，陈其尤在《南方日报》发表《坚决拥护土地改革》的文章，指出“土改是我国的根本大计，惟有完成土改，彻底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土地所有制”，“工业化的新中国才能够实现”。“我们早已坚决表示，必须为完成土改的任务而奋斗”。在谈到土改中照顾华侨问题时，表示“这种合情合理合法的处置，不仅国内的千百万侨眷为之欣慰感谢，就是千万里之外长期受着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压迫的国外华侨亦为之感奋”。1951年4月，在致公党四届二中全会上，他再次指出“土地改革是中国历史上一件天翻地覆的大事，是巩固人民民主政权的武器”，号召全党“为完成土地改革而斗争。”

致公党中央党部和华南总支部多次举办学习《土地改革法》的座谈会，组织参观土改展览会，端正对土改漠不关心和一些错误观点，提高党员政治觉悟和政策水平；召开华侨座谈会，了解华侨的土地情况和他们对土改的意见；还分批派出干部参加土改工作队，参加广东一些县的土改工作。他们在工作队的领导下，访贫问苦，扎根串连，组织农会，向农民宣传和解释土改政策，发动农民与地主作斗争，并按土改政策划分阶级成分，协助政府完成土改工作。

1950年6月，在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上，司徒美堂提交了《关于华侨土地问题的几点意见》，由中央华侨事务委员会转呈毛泽东主席，得到毛泽东主席批示。1951年2月，经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批准，司徒美堂南下视察土改，历时100天。途中，司徒美堂上书毛泽东主席，报告土改情况。不久毛泽东主席亲笔复信，此信在广东报纸发表，翻身农民欢欣鼓舞，产生很好的政治效果。司徒美堂不仅拥护、支持侨乡土改，也直言不讳地向中共中央反映了土改中出现的偏差问题。中央华侨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廖承志受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委托，带工作组到广东调查，并与中共华南分局和广东省政府商讨制定纠正侨乡土改中所发生的偏差和补救办法。此举获得广大华侨的热烈拥护。

三、积极参加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斗争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美帝国主义悍然出兵朝鲜，并把战火烧到中国东北边境。10月8日中共中央作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赴朝作战，全国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

1950年10月，周恩来总理邀请民主党派座谈。致公党领导人应邀出席，表示坚决拥护中共中央“抗美援朝”的决策。11月4日，致公党参加签署的《各民主党派联合宣言》严正指出：“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者侵略朝鲜的行动正在严重地威胁着中国的安全”，中国各民主党派“誓以全力拥护全国人民的正义要求，拥护全国人民在志愿基础上为着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神圣任务而奋斗。”

1951年10月，陈其尤在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上代表华侨、归侨、侨眷，“对于伟大的抗美援朝运动，无疑地以最大的力量予以支援”，“无保留地响应祖国的一切号召”，“特别对增产节约捐献武器的工作，将尽最大的努力去完成。”

1952年11月，陈其尤再次表示“继续加强抗美援朝工作”，“进一步动员本党党员及联系的海内外华侨、归侨侨眷，贡献我们的人力、物力、财力，源源不断地支援前线，以支持抗美援朝的正义战争，直至朝鲜问题和平解决为止。”

致公党组织纷纷举行时事座谈会，深刻理解开展抗美援朝的政治意义，扫除在群众中亲美、恐美等不必要的思想和顾虑，提高抗美胜利的信心；帮助侨胞和侨眷提高对抗美援朝的认识，发动党员及所联系的群众，通过种种关系进行募集物资款项，以实际行动支援抗美援朝。据资料介绍，仅1951年，华南总支部党员共捐款2亿7千2百多万元(人民币旧币)。

致公党组织还发动党员写信慰问中国人民志愿军。黄鼎臣(时任卫生部医政局长)还亲自组织并率领医疗队赴朝鲜前线。1953年秋，中央人民政府组织了一个大规模的赴朝慰问团，致公党的黄鼎臣、伍觉天和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负责人一道，参加慰问团赴朝鲜前线慰问。

四、参加镇压反革命运动与整顿队伍

　　国民党逃往台湾前夕，在大陆潜伏和残留了一批反革命分子、反动党团骨干、反动会道门头子、恶霸和土匪。全国解放时，各级人民政府对反革命分子进行了清查，通令取消各种反动党团和反动会道门。朝鲜战争爆发后，国内反革命势力叫嚷“第三次世界大战马上爆发”，猖狂地进行各种破坏活动，严重影响新中国社会的稳定。根据共同纲领“中华人民共和国必须镇压一切反革命活动”的规定，1950年7月23日，政务院和最高人民法院公布《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在全国范围内大张旗鼓地开展了镇压反革命运动。1951年2月，中央人民政府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广州市军管会执行特务分子自新登记、反动团体登记、户籍调查登记。致公党中央拥护这一《条例》，中央党部和华南总支部通过举行学习会，使党员从思想上认识到反革命分子的阶级本质及社会根源，同时掌握中共中央镇反工作的政策；并协助政府监视和防止特务的活动，还派出干部协助辖区政府办理户籍调查工作等。

在致公党内，有些党员在参加致公党时，依照党章规定声明脱离原来的反动党团组织关系，并受到人民革命斗争的锻炼，能够站在共同纲领的立场，坚持清洗自己的历史，对党、对政府、对人民作了清楚交代。对党内涉嫌的反动党团分子和反革命分子，则配合人民政府和公安机关部门，调查研究，落实情况，进行清理。通过镇反运动，本党纯洁了内部，整顿了队伍。

五、投身“三反”、“五反”运动

　　1951年12月，中共中央发出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的号召；次年1月，全国各城市又开展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窃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对此，陈其尤先后发表了《坚决响应毛主席号召，投入“三反”运动》和《继续坚持战斗，争取反贪污、反盗窃斗争的彻底胜利》，并号召致公党党员投身这一运动。当时，华南总支部成立了“三反”学习委员会，推动党员积极参加“三反”、“五反”运动，提高干部和党员遵纪守法的自觉性。通过这项政治运动，使总支部的领导思想、组织路线和工作作风等方面也得到较大的改造和整顿。